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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與制度》 經濟社會理論研究的一個缺環

閱讀:297 次 作者:韋森 來源:澎湃新聞 發布日期:2019-12-03 17:14:16
基本介紹:

  由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的這本《觀念與制度》,是復旦經濟學院青年學者方欽博士經過十余年艱苦思考而反復修訂出來的一本學術專著,原改自他十年前在復旦大學師從張軍教授所作的博士論文。我雖然不是方欽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但是從他2002年來復旦大學讀經濟學碩士學位開始,我就一直密切關注著他的學習、研究和思想的成長,對他的博士論文的整體思路和理論框架,乃至每一章的寫作都很熟悉。在2008年獲得博士學位后,方欽留校在復旦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經濟思想史課程。在他留校執教的這十多年中,我對方欽的學術研究和思想進展也知根知底。近兩年,方欽又和我一起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為研究生合開“制度經濟學研究”的課程。因此,他現在出版第一本學術專著,邀請我這個從事制度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老兵”作序,對我們二人來說都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事情。

  自二十世紀初美國經濟學家托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和約翰·R.康芒斯(John R.Commons)注重研究人類社會中的“social institutions”開始,制度經濟學在近百年多的時間里已經慢慢發展為現代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尤其是自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的兩篇經典文章《企業的性質》(1937)和《社會成本問題》(1960)發表以及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North)教授的數本專著出版以來,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亦常常被稱為“交易費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并在全世界產生了廣泛影響。在經濟學的這一研究領域中,已經有數位經濟學家榮獲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在英文、西方其他文字和中文中,近些年來都有許多制度經濟學的專著乃至教科書出版。

  從全世界范圍來看,盡管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如制度變遷的最終原因和變遷的路徑上,仍有不同看法。甚至在什么是“institutions”的理解上也實際上仍存在許多爭議。譬如,在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教授的文著中,他一直是從“生產的建制結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的角度所理解的“institution”的。而在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教授的諸多著作中,他始終是把“institutions”視作為社會中正式的規則和非正式約束,而正式的規則包括政治的、法律的、經濟的規則和契約,非正式的約束他認為則包括慣例、行為規范、行動準則乃至道德倫理規范,等等。在哈耶克的許多著作中,他盡量不用“institutions”一詞,而把他后期的經濟與社會理論的研究對象確定作為“社會秩序”(social orders)。值得注意的是,一生在絕大多數時間里研究不同社會的“institutions”和“institutional changes”的諾思教授,在晚年也和他的合作者約翰·R.瓦利斯(John J.Wallis)和巴里·R.溫格斯特(Barry R.Weingast)等學者一起重新使用了“社會秩序”的概念,提出在人類歷史上曾存在過(著)三種社會秩序:“原始社會秩序”(the primitive social order)“受限進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s)“開放進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他們還認為,理解人類社會在近現代進步和發展的關鍵在于弄清從“受限進入秩序”向“開放進入秩序”的轉型(見North,Wallis&Weingast,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自有文字記載的人類社會歷史以來,不同國家和社會總是有自己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些制度也不斷發生演化和變遷。在現代和當代社會,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有共同的地方,也實際上各有差異。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不同的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人類社會的種種制度是如何形成、維系、演化和變遷的?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最終動因是什么?如果問這種元問題,那最終的回答應該是這要取決于在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的大多數人信什么,人們的觀念和認識是什么。因為人是有理性、有自由意志和能進行個人和集體選擇的一種動物,人類要生活、生存、交往和延存下去,就要組織成社會和國家,就要通過結合成一定的社會與經濟組織,并制定和遵從一定社會規則來進行生產、生活、交往和交易。生活在不同疆域上的人類群體要組織成國家以及國家要采取什么樣的制度,那就要取決于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們相信什么、認為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于是,在人類社會漫長歷史演變中,在不同的疆域上形成了不同的族群和國家,也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中慢慢形成了這些觀念,也同時演化生成了各國的不同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在世界各國進入近代社會之后,整個西方思想界開始討論一些人類當如何生活和生存的問題,一些思想家也創生出了人類當如何生活、如何生活會更幸福的理論觀念,這些思想觀念慢慢被社會大多數人所接受,于是就發生了巨大的社會制度變遷,在西方各國慢慢建立起了現代的政治、法律和市場經濟制度。當然,作為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副產品,在西方思想界也曾出現一些思想家設想了如何組織人類社會生活的非同于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1689-1755)等啟蒙思想家的一套理念或言“ideology”,并在十九世紀中期的法國和世界其他各國進行過各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實驗。這包括1871年在法國短暫出現的巴黎公社,以及自二十世紀初開始從俄羅斯到蘇聯,從東歐和中國在1978年前所進行的世界范圍的計劃經濟國家模式實驗。在經過幾十年的社會經濟體制實驗后,人們發現這種組織人類社會生活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是不可行的、低效率的和失敗的,于是就發生了蘇聯的轉制和解體,以及東歐國家的轉制。如果大范圍的回顧人類社會發展史,我們不得不承認,正是在生活在不同疆域上的人們的共同認識和信念,尤其是奪取和掌握了國家權力的人和集團所提出的一套信念,決定了一定時期的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不同的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及其制度的變遷,從根本上來看取決于一定時期為大多數人尤其是掌握了國家權力的人所信奉和制造出的一些理論信念。當社會的大多數的信念發生了變化,那個社會的制度變革也就會到來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在《通往奴役之路》這部二十世紀的世界名著一開始,哈耶克就曾指出:“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見F.A.Hayek,The Road to Serfdom,ed.By Bruce Caldwell,Chicago: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44/2007,p.66)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所撰寫的《法、立法與自由》中,哈耶克也曾說過,“每一種社會秩序(social order)都建立在一種ideology之上”(這句話的英文原文是:“Every social order rests on an ideology”,見F.A.Hayek,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vol.2,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6,p.54)。哈耶克的這一見解無疑是對的。正是在一個疆域上的人群在其社會的演進中逐漸形成了一套關于國家如何管理、經濟如何運行、人們如何生活和生存,乃至發生社會沖突后該用什么樣的社會規則和約束來保證該社會運行的一套“理念”“觀念”和“信念”——這套相互關聯著的理念在十九世紀后被一個法國哲學家和政治家安托萬·德斯蒂·德·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1754-1836)統稱為“ideology”(這個英文詞在中國大陸之前通常被翻譯為“意識形態”,哈耶克的關門弟子林毓生先生則主張用“意蒂牢結”來對譯這個概念),人們才按照某一套“ideology”來構建了由一定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所構成的社會秩序(在近些年的著作中我稱它為“社會制序”)。尤其是自中世紀開始,西方各國逐漸形成了一套人類社會當如何生活和生存一套現代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的信念,才發生了世界各國的現代社會制序轉型。這正是今天人們所說的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過程。尤其是美國這個現代最發達的國家,最初也是由有一些有著共同信念和信仰的清教徒在一塊人口稀少的印第安人的居住地上依照他們的共同理念而建構出來一個現代國家,建立起由民選總統、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聯邦制的政治制度,以及依據英國普通法為主體并吸收歐洲大陸制定法而構建起來的法律制度,并采取了保護個人權利、私有產權、自由企業和自由交易的市場經濟制度。甚至連二十世紀初從俄羅斯十月革命后所建立起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的幾十億人口的中央計劃經濟的實驗,不也是是按一整套ideology而構建出來一種社會制序實驗?今天回過頭來看,前蘇聯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或斯大林模式、南斯拉夫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匈牙利模式以及東歐各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與社會體制,無疑也是按照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鐵托等革命領袖人物所創生和演變出來的一套觀念和信念體系而構建出來的一整套的政治、經濟乃至法律的形態有同也有異的社會制序。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人類社會和世界各國在一定歷史時期所存在的社會制序,主要是根據一定的理念而建構出來。當然,在人類歷史的演變史上,一些按一些意識形態創造型的思想家和統治者個人的理念所構建的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在實際建構時可能會走樣,在現實的制度變遷中一些錯誤的理念所導致的制度變遷并不能完全在社會現實層面上實行而不斷修正和變異,即使能按照一定的社會理想模式將其付諸實施并建構出來一定的制度,但因為這些政治的、經濟的和法律的制度并不符合人類社會運行的基本法則而導致經濟衰敗、官員腐敗、社會衰朽而最后整個社會制序的解體。這就導致了人類歷史上的一些開始非常強大的帝國或國家滅亡或解體。在人類歷史上,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奧斯曼帝國、元帝國的最后分裂和解體,都是些例子。即使在當代,蘇聯解體以及俄羅斯和東歐原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轉制,也都是些鮮活的現實例子。

  不但在整個社會體制上人們的信念尤其是奪取并掌握政權的統治者和“ideology”的創造者的信念會影響乃至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乃至法律制度的整體式樣,甚至在一個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一些社會的、宗教組織的乃至一些有社會影響力的人物的一些信念,也會直接影響一些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的演變,最后也會決定一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路徑。方欽在這部著作第三章,就探討了遠古社會中的禮物交換與產權的關系,發現“產權觀念就是伴隨著原始宗教的思維模式而起源的。正是由于物品上攜帶著人的本質的一部分——這是比任何世俗力量都更為強大的超自然力量,產生了對于所有權觀念的樸素理解”。方欽還發現,法國學者庫朗熱(Fustel de Coulanges)曾認為,“私產的觀念出自宗教本身”,土地是以宗教的名義而成為了家庭的私產,進而“大多數遠古社會所有權的建立,都是由于宗教的原因”。在第四章,方欽則探討了傳統中國社會中產權問題。由于自西周開始在華夏社會中就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傳統中國社會沒有真正的私有制。侯外廬先生在1954就提出了一種“王有制”的觀點,認為“君王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后來,王家范先生則認為,過去我國史學界所認識到的那種傳統社會的“私產”現象,實際上只是“私人占有”,因為在皇權之下,沒有任何個人——豪強地主或自耕農——能夠防止權力對權利的掠奪。缺乏制度保障的“私產”不能稱為“私有制”,其實質仍然是“國家主權是最高產權”。程念祺在一些著作中也持相似的觀點。實際上,在1987年發表在《東岳論叢》上一篇文章中,我當時也提出過:“在兩三千年前的西周時期,中國就曾出現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國有經濟’及其與之相適應的財產歸屬觀念,在西周之后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雖然屢屢出現社會的大動亂和王朝更替,經濟政治制度也發生了一定的演變,但總的來看,王朝官僚政治機器一直對經濟過程有著超強的一體化的控制力量。以至近代工業在中國萌生出現時,其主體形式也基本上是官辦和官商合辦經濟。民國時期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更主要以官僚資本占主導地位并為其基本特征。因此,除了從理論上說我們今天的國有是勞動人民的公有從而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皇親國戚、官僚地主的私有有著本質區別外,僅就形式而論,‘國有’在中國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傳統。從這一點上來看,建國后我國之所以能從國外移植來一套高度集權的統制經濟運行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相適應的國有制這種虛所有制的潛構架,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國幾千年的社會制度、經濟結構、文化傳統、民族心理中都有它的遺傳模板。”(見李維森,《“硬化”企業的財產關系是建立完備的市場機制的先決條件》,《東岳論叢》1987年,第1期,45頁)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方欽則探討了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中世紀后期到近代在西方國家中觀念與制度的協同演化,回顧了從中世紀羅馬教廷反對和禁止高利貸到十三世紀之后近代商業活動從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等意大利城市國家開始興起這一段時間里的觀念史和制度史的變遷過程,并隨后在第六章討論了韋伯命題,即基督教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制度的觀念基礎之間的關系。第七章及其附錄則討論了傳統中國社會中的文化觀念尤其是宗教與制度的問題。雖然這些探討從很大程度上還是思想史的回顧和分析,但卻得出“當宗教表達了社會中個人普遍遵循的一種思維模式、一種共同的直覺上的倫理要求的時候,宗教與制度之間就出現了一種必然的同構性:每一種社會制度,都需要有一種因與其意見一致而相互結合的宗教信仰。因此可以說,有什么樣的宗教,就有什么樣的制度”(見本書《附錄二》)。這一判斷有點過強。這里的問題在于如何界定和認識不同的“宗教”,以及在不同社會的歷史時期中某種宗教的地位及其為民眾所信仰的范圍和程度,還取決于在不同歷史時期某種宗教為國家的統治者所接受的程度。但整體而論,不理解不同社會文明中的“主流”或言占主導地位的宗教信仰,就很難能理解不同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的種種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這確實是有道理的。

  研究觀念與制度的關系,不但在研究大范圍的人類社會制度變遷上是不可或缺的,在具體的制度經濟學分析中也應該是一個重要的且不可或缺的一環。研究宗教信仰與不同社會和文化中制度實存之間的關系,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方欽的這部《觀念與制度》,正是朝著這一方向所做的初步理論努力。就全世界范圍來看,這種研究到目前基本上還是一片空白——盡管哈耶克、諾思、馬科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以及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等等經濟和社會思想家在他們的一些著作中在某些方面實際上已經做了一些這樣的工作,其中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自由的構成》(1960)和《致命的自負》(1988),諾思的《理解經濟變遷過程》(2005)、諾思、瓦利斯和溫加斯特的《暴力與社會秩序》(2013)、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5)、《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1915)、《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1917)、《古猶太教》(1919),以及桑巴特的《19世紀的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1896)、《現代資本主義》(1902)、《猶太人與經濟生活》(1911)、《資本主義》(1930)和《新社會哲學》(1934),等等。當然,這里也毋庸諱言,方欽的這本《觀念與制度》,還沒有像當代思想史上的一些大家那樣提出一個整全的理論框架,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這部著作還像是一本論文集,其中有些章節還是以一些理論思考的片段形式發表的。盡管如此,這部學術專著的每一章都包含著作者這些年的艱苦思考,無疑已經提出了諸多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洞見。尤其是在現代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思想史的文獻回顧和梳理上,這本專著給出了諸多之前著作所沒有給出的理論發現。因此,我相信,這本《觀念與制度》定能為社會制度的經濟與社會理論分析做出它自己的“邊際”理論貢獻。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說過:“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in der ganzen Ideologie)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現著的,那么,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物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馬克思還說:“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揭示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回聲的發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失去獨立性的外觀。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那些發展著自己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9-30頁)熟悉馬克思的經濟與社會思想的我們都知道,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曾提出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歷史唯物史觀,這一唯物史觀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就有了其理論雛形。盡管如此,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序言一開篇,馬克思就指出:“人們迄今總是為自己造出關于自己本身、關于自己是為何物或應該成為何物的種種虛假觀念。他們按照自己關于神、關于模范人物等等觀念來建立自己的關系。他們頭腦中的產物就統治他們。他們這些創造者就屈從于自己的創造物。我們要把他們從幻象、觀念、教條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來,使他們不再在這些東西的枷鎖下呻吟喘息。我們要起來反抗這些思想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15頁)馬克思的這些話是在十九世紀中期(1845-1846年)說的。現在,人類社會都走到二十一世紀了,在一些國家和社會中,人們與某些統治性意識形態的關系是否還是如此?正因為因此,研究觀念與制度的關系,以及探究什么樣的觀念和什么的制度才是正義的和最能增進人類福祉的,就變得極具理論和現實意義了。

  方欽這本《觀念與制度》給出了前所未有的理論解釋與深入思考,啟發人們更多地從這些方面去探索文化觀念和理論信念與人類社會制度生成和變遷的過程和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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