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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漢語文學”:獨特的豐富

閱讀:258 次 作者:陳嫣婧 來源:北京青年報 發布日期:2019-07-26 14:07:51
基本介紹:

  《2019海外華語小說年展》的策展人,作家夏商將自己策劃的這本集子定義為“展”而非“選”,是別有深意的。他認為:“‘選’是內部收縮的狀態,‘展’是向外開放的狀態,一字之易,氣質迥然。”所以,“如何呈現海外華語小說家的繽紛和獨特”是這本“年展”最主要的目的,他希望每一個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在這個“展覽”中完整地呈現自己的個性,而不是成為支撐某一段文學史或某一種文學觀念的零部件。也正是在這樣的觀念指引下,筆者首次在閱讀過程中放下了關于“海外華語文學”的定位和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的糾結。相對的,作者自身的成長和轉變卻顯得更重要了,因為正是這種不斷自我調適,自我突破的狀態拓寬了整個海外華語文學,使之不再僅僅是文學史課程中的一門旁支,而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寫作場域。

  舉個例子,在筆者所關注的作家中,收入此次“年展”的《尋找裘方圓》一文對其作者,旅日作家陳永和而言,似乎是一個比較別致的作品。一直以來,陳永和作品給人的直觀感受是比較擅長解讀女性心理,關注女性命運,加之作者本身的性別因素,這就仿佛是在暗示其“女性書寫”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然而,《尋找裘方圓》卻以某一男性作家作為第一人稱視角展開,將“尋找”作為文本的關鍵線索。隨著情節的鋪陳與細節的疊加,整個尋找的過程表面上充滿了種種懸念,但背后透露出的其實是主人公試圖進行自我確認的欲望,這也合乎此類題材的經典處理方法。然而這個文本的特別之處在于,“我”對裘方圓的質疑和尋找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尊嚴的丟失和重建這一基礎之上的。一個署名裘方圓的作家改造了經典名著《紅樓夢》,并在日本出版,被“我”認為是惡意篡改曹雪芹經典版本,實乃對中國優秀文學傳統之大不敬。然而事實上,“我”自己也正在處心積慮地想要改寫《紅樓夢》。作者將文本的敘事背景和文化背景有意識地進行分離,造成某種錯位。同時又將身為男性的“我”與“我”的尋找對象,身為女性的裘方圓并置起來,讓二人貓捉老鼠般充滿了吸引與控制的兩性關系與“我”的尋找過程同步并行。于是,這個意欲將他者自我化,卻最終遭遇了自身他者化的過程被巧妙地放置在兩性與國族這兩條線索之間,構成了性別、文化及國族解讀的多重可能性。雖然作品尚有些過于觀念化的痕跡,但仍可看出作者借助其旅日作家的身份和實際生活經歷,不斷拓寬文本的層次感和復雜性。

  呈現出相似面貌的還有張慧雯的《沉默的母親》,這其實是一個系列短篇小說的總標題,內中有三個獨立短篇。同樣有著海外生活經驗的張慧雯對性別與國族文化之間的錯雜聯系有著深刻認知,比如處在雙重弱勢之下的沃克太太,對于一個清教徒式的美國丈夫,她尋求不到任何性別和文化上的認同基礎,甚至,因為身處他鄉且必須按照異域強勢文化所定制并規訓的生活方式過活,沃克太太也同時喪失了母國文化對于她的理解支持。《沃克太太》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千字,卻寫得異常殘酷,而這種殘酷恰恰是一種處境的殘酷,一種由整體性的強勢的文化倫理觀念所引導的殘酷。沃克太太甚至沒有時間展現她自身的存在,就被粗暴地歸置到弱勢的一方中去,而她也被催眠了似的輕易認同并接受了這種“弱”。另外兩篇雖然沒有形成如此強烈的沖突感,但我們仍然可以從“異域處境”對人的生活及精神狀態的侵蝕來理解作者的寫作動機。可見,隨著作家生活環境的變更,正是最具體的個人遭遇及延伸而來的對這些境遇的思考刺激著她們的寫作,并賦予創作活動根本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主義的文化思維方式一旦與個體處境有所碰撞,便會在作品中有所呈現,無可避免,亦不需回避。

  一直以來,海外華語文學這個概念總是試圖從地域和語言這兩個角度去定義和概括具體作家創作。但“地域”與“語言”在其概念的內部其實是產生了錯位的,對這種錯位最先感受到的便是創作者本人。文學的寫作歸根到底以其獨特性安身立命,既然語言是它唯一的載體,那么如何將它個性化便是每個作家都必須考慮的問題。但是,語言本身又是有歷史和根基的,它必須依附在長期使用它的整個族群上,無法徹底脫離民族國家的存在而獨立生存。也就是說,文學語言的個性化也必須有一個與之形成對話的基礎,它是在和使用這語言的讀者,乃至國民對話;文學寫作看似使語言暫時擺脫了日常交流的功能,但最終仍是為了拓寬它被理解和使用的疆域。語言自身無法成為一座孤島,作家和他的文本也是。

  馬來西亞籍作家黃錦書對此就深有感觸,他感慨:“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在馬來西亞,漢語正在變得越來越弱勢,因為馬來西亞人口長期以來處于雜居狀態,這也就意味著他不但生活在多語言的環境里,且生活語言(雜語)和書面語言(漢語)呈現出半脫離的狀態。那么,使用什么樣的語言才能既貼合作者本人的表達習慣,又兼顧到讀者及整個語言環境對它的認可度,就成了寫作的首要問題。

  黃錦樹的異類即在于,他沒有走他的前輩,如李永平等人所走的路,他放棄社會寫實的傳統,并堅信馬華文學可以有它自己的面貌,而這面貌,應該有意識地與處在中心區域的中國內陸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加以區隔。由此,黃錦樹的寫作彌漫著更現代的氣息,而這氣息又與馬來西亞熱帶雨林那獨有的鬼魅而黏稠的味道息息相關。表現在語言上,黃錦樹在臺求學居住多年,深受臺灣文學的影響,語言細膩、靈動、唯美、善于通過修辭調動感官體驗,注重語言的暗示和隱喻功能。

  收錄于此集的《論寫作》一篇在整本參展作品中顯得現代感十足,作者有意識地將讀者帶離經驗化的日常生活所制造的實感,以尋訪亡者遺稿作為顯在的敘事線索,實際上要處理的主旨卻是寫作者是如何被文本,被寫作行為逐漸侵蝕的。為此,文本對人物進行了多個層次的設定。

  雖然看上去《論寫作》(包括它的題目)的創作動機完全是建立在作者某些觀念化、哲理化的思考之上,但濃郁的死亡氣息與神秘感似乎仍然與熱帶雨林那透露著鬼魅的自然氛圍無法完全切割。也就是說,黃錦樹在作品中滲透的其實是他所熟悉的那片地域帶給他的更為直接的審美體驗,而不是由社會歷史所建立起來的人文景觀。這一特征在其他較為年輕的馬華作家,如黎紫書的作品中亦有所體現。

  早年,黎紫書的獲獎名篇《北國邊陲》即將國族隱喻扎根在“雨林氛圍”中,營造出讓人窒息的邊緣感和宿命感。此次收入的短篇《海》帶有相當濃郁的女性書寫色彩,表現女性的欲望和缺失,這也是作者一貫更為擅長的寫作路數。和黃錦樹一樣,黎紫書強調馬來西亞華語文學的本土化,這種本土化追求看上去好像是在刻意切斷語言的歷史傳承功能,強調其異質的一面,實際上卻是在為語言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始終與作者個人所處的真實環境緊密相連。對于年輕這一代身處異域的漢語書寫者來說,被邊緣化了的語言的歷史已經不可避免地使他們陷入某種弱勢,于是只有自發主動地尋找到漢語書寫更為現代,也更具普泛性意義的入口,才能彌補這種弱勢,使漢語寫作擁有新的契機。對小說現代性的全面追求,是他們共同的特征,而這種現代性對某些正在僵死的書寫傳統來說,又確實帶著異質色彩,充滿了誘惑力和危險。

  傳統文言畢竟負載了太過漫長的歷史,白話文革新雖經歷了一整個百年,卻在動蕩的現代化進程中被各種意識形態多方裹挾。自然,并不存在一種絕對純凈,絕對自然的語言,語言本身是復雜的,承擔著意義的顯明及隱匿這雙重的屬性,但也恰恰因為它自身的復雜,給海外華語文學群體的創作指出了一條更自由的路。這本年展之所以能夠收入如此多個性鮮活,題材各異,且創作質量極高的作品,原因即在于海外華語文學發展至今,留給不同作者的自我表達途徑和方式正在變得越來越多元化。文學的沖動首先來自于個體的問題意識,理論和思潮這類高度收束的體系性成果恰是后置的。年展以其加強的時效性和非常自由的呈現姿態將文本的原始味道及時保存下來,這種截取橫截面的方式,也許才是對文學現場更有效的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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